“谈中国绘画史应以宋为中心，宋代中国画科目齐全，百花争妍，辉煌盛隆，空前绝后。”（郑振铎）就是在这样一个书画艺术日臻完善的宋代，中国画的一支——工笔花鸟画的发展更是到达了一个顶峰，出现了赵佶、赵昌、崔白等大师，流传下《写生蛱蝶图》、《寒雀图》等经典之作。这时的工笔花鸟画或是精工细丽，设色浓重典雅，造型周密端庄，反映出宫廷贵族萎靡柔媚的趣味和审美特征；或是细致婉约，甜美细腻，表达了市井百姓对幸福和美好生活的追求。也就是在那时起，从宫廷到民间，工笔花鸟画成为广受欢迎的一个画种。

　　中国花鸟画的立意往往关乎人事，它不是为描绘而描绘，不是照抄自然，而是紧紧抓住动植物与人们生活遭际、思想情感的某种联系而给以富有感情的表现。当代花鸟画家崔志安君正是遵循“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的原则，努力使自己的作品迥异于一般工笔花鸟委婉、柔和、秀丽的特点，画面中喷薄而出一股粗犷、霸悍与雄健的气息。崔志安的作品刻画着自己对艺术理解的印记：从传统的文人自赏走向现实生活，从寻觅生活的诗意到对自然生命意识的关照与礼赞。因此，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无不力图彰显当今时代的波澜壮阔和张扬了画家个人内心世界的明朗豪迈，从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艺术面貌。

　　所谓“境由心生”，心是境的主宰，境是心的升华。我们常说“画如其人”、“字如其人”、“文如其人”……的确，无论是画作、书法或是文学作品，大都于无声处默默地诉说着作者个人的性情和内在品质。于是，生在北方，长在北方的崔志安，其作品的精神、意境、图式、色彩等各个方面，无不流露出北方汉子的豪迈与大气，洋溢出和他本人气质相吻合的壮阔之美。

　　看崔志安先生的画，首先能感受到画家生命中旺盛的气息。他的画气势夺人、境界宏大，重视从写生中积累素材，在形象、结构、动势、笔法等方面讲究形式美及其规律性的运用，既注重各种花卉、草虫形态特征的写真，又注重传情达意。崔志安画笔下的题材一般不是名花贵草、珍禽异雀，他往往撷取大自然中生生不息的山花野草和洗尽铅华的老树阔叶，这样的选择显示了画家关注自然、关注生活的创作态度。在敏锐的观察力的引导下，崔志安体悟着生活中的激情，迸发出创作的灵感：茂盛的花叶、灿烂的果实，在他笔墨的调度下俯仰有体、布景有致、花鸟相伴、意趣横生；含黛的群山、尽染的层林，在他胸中丘壑的点化下无不竞相向上，显示着生机勃勃的生命张力。在山红水绿、天长地阔的画境中，人们感受到气势磅礴、瑰丽豪放、意境壮美的画风，以及画家对大自然的无限热爱和由衷赞美，一股积极向上，昂扬奋进的情绪油然而生。

　　崔志安的工笔花鸟画中，看不到临古成风、因陈相袭、公式化、概念化的语言。杜甫讲“诏谓将军拂绢素，意匠惨淡经营中”，透过富于张力的图式，我们看到的是他在画面上全方位的控制力——硕大的树叶、繁密的花朵充斥整个构图，以宣泄个人的情怀；绘画语言的大气势，自然流露出他的胸怀。中国画的经营位置，也就是布局和构图，讲究“开合争让”、“纵横交错”、“虚实藏露”、“计白当黑”等规律。崔志安在他的作品中既敢于破常规，纵横捭阖地追求视觉冲击力；又把握住中国画的欣赏特点和材料特点，收放自如地谋取审美的和谐。画作中的主体部分往往删繁就简，尽量抓住对象的本质精神进行刻画，但拙中藏巧，粗中有细，追求变化；背景常常以繁当简，讲究画面整体的丰富多彩，密密麻麻的勾勒反衬出主体的鲜活与简洁。

　　崔志安的工笔花鸟画线条刚毅、简洁、冷静，勾线笔法凝重而多变，笔锋老到自然而无江湖市井之气，用笔缓急相间有节奏，提按顿挫轻重有度、刚柔相济。用墨虽然不多，但很到位，画面深厚而见功力，体现出写意的精神和境界。在色彩上崔志安也有自己的个人面貌。他喜欢用纯色在纸上直接铺染，通过覆盖、集结和沉积，色彩既保持了纯度的清新和稳定，又互相融合渗透，强烈而沉稳，绚烂而平静，富有装饰性。2007年中国百家金陵画展中获金奖的《依山傍水润无眠》这幅作品，近景的热带阔叶植物交错着斜插整个画面，形成一种生猛的气势；硕大的树叶错落有致、绿荫遮天；夺目的绿色衬以背景白描勾勒的繁密的花草，显得沉着安静。正因为在色彩和构图上别具特色，所以在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这种白描和强色彩对比、简洁与繁密对比的手法，在崔志安的作品中随处可见，成为他独具个人魅力的语言。

　　抒发“性灵”或是借物咏志，是中国画美学思想的灵魂所在。崔志安对此有所领会与体悟，已经形成了迥异于他人的艺术表达，充分说明他的抱负和艺术追求。相信随着他生活体验的积累和修养的提高，他还会有更出色的奉献。

2008年5月于北京

　　邵大箴

　　1934年生于江苏镇江市，1960年毕业于前苏联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列宾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主任委员，《美术研究》杂志主编，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术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权威美术理论家、批评家。